兩次“天安門事件”的對比

—— 为悼念“六四”20周年而作

严家祺

我直接經歷了兩次“天安門事件”，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做了一些事。又因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流亡海外二十年。我此生就是要為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翻案，為趙紫陽、為“天安門母親”、為“六四受難者”讨回正義。

镇压天安门事件指挥部和兵力的对比

镇压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76年4月2日成立的，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高的小灰楼里。这个指挥部是由北京市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和工人民兵三方面联合组成的，称为“联合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指挥部成员7人。指挥部下有公安干警和工人民兵各3000人，加上部分卫戍区部队，组成机动力量。

镇压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89年5月18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成立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刘华清、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调集部队涉全国17个军，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天安门清场”过程对比

1976年“清场”没有打死一个人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清场”有两次，即1976年4月4日晚和4月5日晚。“联合指挥部”4月2日成立后，4月3日和4日两天，“联合指挥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抓捕了23人。1976年4月4日是清明节，当天深夜清场时，围住了57个人，抓捕了7人。接着，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的200多辆卡车开入广场，收走广场上成千上万个花圈。

4月5日一早，我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的人对收走花圈一事，议论纷纷，很多人非常气愤。我目击了当天从人民大会堂台阶到“指挥部小灰楼”的游行、在“小灰楼”前烧车和四名“代表”进“小灰楼”谈判的过程。我家在东单北面的干面胡同，离广场很近，下午6到7时，我回家吃晚饭，7时半我又到天安门广场。我在1979年出版的《四五运动纪实》一书中，对这一天的情况作了详细记录。

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五运动纪实》一书封面，发行8万册（网路图片）

1976年4月5日“清場”時，留在紀念碑前只有200到300人。雖然動用了數千工人民兵和警察，但直接參加“清場”的警察只有641人（这是“天安门事件”翻案後为写《四五运动纪实》一书，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當時警察沒有“警棍”，打人用的是木棒、皮帶和桌椅腿，清場打傷了許多人，在紀念碑上留下了許多鮮血，但當時沒有打死一個人。死人是後來清查中的事。1976年4月5日當天，在天安門廣場抓走了200多人。

1976年4月5日晚上9時左右，許多工人民兵已禁止人進入廣場，但可以離開廣場。當時，我還在紀念碑前。紀念碑上只有當天送來的11個花圈（4月4日晚已收走了所有花圈），只有一幅裝在鏡框裏的周恩來總理的遺像。紀念碑上有一首《告別》的詩。我把这首诗抄了下来，写进书中。我是9時10分左右離開廣場的。

“天安门清场”过程对比

1989年“清场”死伤成千上万

1989年6月3日晚，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式。张伯笠是校长，我和刘宾雁被聘为“名誉校长”。当天傍晚7时多，我在家中聽到與1976年要求市民不要去天安門廣場類似的電視廣播，当我接到赵瑜电话後，我立即奔赴天安门广场。想到1976年“清场”的情况，感到会有“危险”，但完全想不到会有“大屠杀”。

晚10時，張伯笠主持“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式，我在開幕式上作了半小時演說，作为“第一讲”。我主要讲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含义，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天安門廣場有逾十萬人。遠處的戒嚴部隊已經開槍殺人，但天安門廣場聽不到槍聲。我在演說後，我妻子高皋希望在广场待到天明。我说明天有事，还是回去吧。因“民主大学”周围的人太多，根本出不去。10時半左右，我和高皋通过拆开大帐篷的缝隙，从帐篷後面离开了人群。有几个人送我们到历史博物馆附近，没有任何危险，我和高皋就步行回到了家中。1989年时，我家已搬到建国门内东总布胡同。6月4日凌晨1-2时，被持续、密集的枪声警醒。我们马上到14层的阳台看长安街，才知道发生了大屠杀。

事後知道的情况是：1989年6月3日下午，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召集陳希同、羅幹、楊白冰、劉華清、遲浩田、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等開會。李鵬說：「從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今晚，我們要採取斷然措施，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在許多與會者發言後，李鵬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決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採取強硬措施，對極少數暴亂分子決不能手軟。凡妨礙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執行勤務的，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一切後果由自己負責。」從6月3日10時15分至6月4日淩晨「清場」結束天安門廣場反復播放的「緊急通告」，就是李鵬的這些話。在這次會上，楊尚昆還傳達了鄧小平的兩句話：“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決問題，也就是要我們戒嚴部隊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對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一句是曉之以理，深明大義，萬不得已部隊可以採取一切手段。”

按照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等记述，“六四”清場事實上是從6月3日開始的。6月3日下午3時多，陸軍第40集團軍從首都機場由東北向西南進發。下午5時，空軍第15空降軍從南苑機場出發，由南向北進發。晚上8時，陸軍38集團軍從北京西邊的萬壽路向東進發。陸軍39集團軍從北京東郊由東向西進發。此外，還有多個集團軍按照規定時間從豐台、從沙河機場等地出發。所有這些部隊的目標是一個——天安門廣場。在這些部隊中，陸軍38集團軍和空軍第15空降軍最堅決執行了鄧小平、李鵬的命令。陸軍38集團軍加上所屬的坦克部隊，共一萬五千多人，從萬壽路，經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墳、木樨地、復興門、西單、六部口，沿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空軍第15空降軍沿南苑路、經木樨園、永定門、珠市口、前門，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他們以坦克、裝甲車和機槍掃蕩開路,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推進。6月4日淩晨1時半，陸軍38集團軍和空軍第15空降軍差不多同時到達天安門廣場。其他隊伍亦相繼到達廣場四周的預定位置。在戒嚴部隊強行推進的過程中，數千人包括家居百姓被槍彈、流彈擊斃擊傷。面對橫衝直撞的坦克和軍車，面對瘋狂的屠殺，滿腔憤怒的老百姓不畏強暴用磚頭石塊敲砸軍車，竭盡全力地反抗。青年王維林隻身阻擋在北京飯店前行進著的一列坦克前,要求戒嚴戰士放下屠刀;市民自發地用可能的工具把血肉模糊的死傷平民送往醫院救治。愤怒的吼聲響徹天地,槍聲間歇時年青人還奮不顧身地向軍車沖去,得到的雖然是機槍掃射和催淚瓦斯的回應,但是,秉持正義、遍佈街區的人們不畏強暴、阻擋軍車,用血肉之軀阻止戒嚴部隊暴行。怎奈,抵擋不住在炮彈掩護下的坦克、裝甲車長驅直入駛向天安門廣場,並運載了數以萬計的兵士排放在長安街上。

6月4日淩晨1時半至2時，戒嚴部隊已封鎖、包圍廣場，這時，廣場上大約有1萬多人。天安門廣場上空反復播放著「緊急通告」，聲稱,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該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一些人離開了廣場，大部分人被逼到了紀念碑四周。在廣場的學生領袖有柴玲、李錄、封從德、馬少方、邵江、周峰鎖、梁擎暾、吳仁華、張志清和6月2日絕食的刘晓波、候德健、高新、周舵4位知識份子。有人寫好遺書,廣場上大家高唱國際歌,決心與廣場共存亡。

淩晨3時左右,人大會堂方向的槍聲離紀念碑越來越近,間中還有催淚彈落下,參與絕食的4個人決定為大家活著撤離廣場作努力。他們勸說學生工人把紀念碑上看起來疑似武器的東西搗毀,並以照片留檔,以表明和平非暴力。然後,由侯德健、周舵出面,與廣場指揮官斡旋。幾經交涉,戒嚴部隊指揮部同意學生從東南方向撤離。

4時，天安門廣場的電燈突然全部熄滅。4時30分,發出最後清場信號。一串紅色信號彈升向天空,華燈全部啟開,整個廣場尤如白晝。

大群身著迷彩裝面戴防毒罩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從大會堂方向沖了出來,朝前方掃射.歷史博物館臺階上,人大會堂東南部聚集著的民眾高喊“回去!回去!’換來的卻是

更密集的槍聲,怒斥聲像山洪爆發一樣從人群中傾瀉而出。廣場上的學生在槍聲和棍棒的要狹下,排著隊，打著旗,向广场東南方向撤退。

5時半左右,紀念碑周圍的學生全部撤離廣場,“清場”任務達成。到6時左右，天安門廣場的各個路口全都被坦克、裝甲車和全副武裝的士兵組成的人牆堵住。各方軍隊全面出動,一批持棍士兵在珠市口亂棍猛打學生市民。從東邊高速駛往天安門城樓的6架坦克和10餘輛裝滿士氣的軍車一路開槍掃射。7時，3輛坦克在西長安街驅趕正向學校撤退的學生時,在六部口自行車道上壓死了11名學生，9人受傷。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為了救一同學，被碾斷雙腿。

6月4日7時至11時，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附近燃起了熊熊大火，據1989年6月17日《人民日報》透露，大火燒裂了40條花崗岩紀念碑臺階，2700平方米的草坪和大片檜柏。紀念堂附近,站在坦克裝甲車上的大兵向圍觀人群發射催淚瓦撕,地面上的大兵沖喊著毆打市民;直升機在天空盤旋,主要街口都有戒嚴兵士層層封鎖,無論什麼人,什麼原由,只要靠近警戒線,便遭亂槍射殺。

六四這一天，絕大多數商店閉門罷市;大學校園裏哀樂廻蕩。新聞媒體雖被軍管,但崁在心底的良知與正義讓從業人員克盡職守.中央電視臺新聞主播杜憲和薛飛身著黑裝用悲切地嗓音表達了他們的立場。《人民日報》沒有發自己的社論,卻用醒目的版面報導了《北京這一夜》：

「本報6月4日淩晨5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淩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3日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從午夜到淩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1989年為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鄧小平調集了18萬軍隊進駐北京，動用了機槍、坦克。參加“清場”的士兵遠遠超過了廣場上學生人數。“六四”大屠殺造成了數千人至上万人傷亡。據「六四」後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2006年公佈的調查資料，在「六四」事件中，無辜遭受槍殺的、有名有姓的學生和市民就有186名。無名無姓的死難者更多。「六四」死難者袁力的父親袁可志說：“在尋找袁力的半個多月時間裏，所到的44座醫院內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是復興醫院，屍體堆積如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400具以上。”据封从德“六四档案”说，“六四”死亡人數當在3000以上應無疑問。據美國《世界日報》2008年6月4日報導，楊尚昆在一次宴客時就說“六四”死亡人數就逾600人。

“清场”後的“清查运动”对比

我在《四五运动纪实》一书中，用一节《大搜捕、大追查》对1976年“清场”後的“清查运动”作了详细的记述，也记述了4月5日後被捕人的名单。我在这里不作详述。我只说一点，与1989年“六四”後的“清查”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1989年“六四大屠杀”後，到1989年6月30日，仅北京抓的所谓“暴乱分子”就有1103人。全国取缔所谓“非法组织”515个，拘捕4386人。

两次“天安门清场”後果对比

1976年的“清場”是抓捕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沒有屠殺，當天也未死人。1976年鎮壓“天安門運動”，由於不得人心，為1976年10月“四人幫”的垮臺準備了條件。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在中國以外，影響有限。

如果说，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的大事的话，那么，可以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特别是“六四大屠杀”是世界性大事。1989年的“清场”是长安街和北京的大屠杀，在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影响到东欧的变化。美國、法國、西德、瑞典、丹麥、歐洲共同體、意大利、奧地利、西班牙、荷蘭和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先後表態嚴厲譴責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北京政府;北京以及各地大學生髮起「空校」運動,他們不惜生命臥軌攔截火車,要讓全國城鄉人民瞭解事件真相,對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內外大批黨員公開宣佈退黨。

“六四”是二十世紀歷史的轉捩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湧進西德。

“柏林牆”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在中國，鄧小平的“南巡”，是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在世界大潮前，中國主動放棄了“共產主義”，在全球“資本主義大潮”的推動下，鄧小平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不得不放棄“社會主義”，使中國走上了共產黨專政下的“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在世界歷史上的最重要作用是，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對外開放、“資本”與“廉價勞動力”的結合，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中國經濟大發展包含著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許許多多“六四”遇害者、受難者的血和淚。

为两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出力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後，我一直为“天安门事件”的翻案努力。1978年“真理標準”的討論，就是要否定“兩個凡是”，對“毛澤東定的性”也要改變。1978年6月，中國科學院召開了一次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會。我在會上作了《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和雙重真理學說》的發言。當時，《人民日報》頭版對這次會議和我的發言作了報導。

7月下旬，《哲學研究》編輯部召開“真理標準”的討論會，我作了《三個法庭》的發言。1978年9月14日，《光明日報》一天四版中，用了近三大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文章。這是全國報刊第一次公開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文章《宗教·理性·實踐》。我在這篇文章中以《光明日報》記者的身份，以跨越時空的“哲學幻想小說”的形式，訪問了17世紀義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紀法國的“理性法庭”和未來中國的“實踐法庭”。這篇文章借“實踐法庭”法官的口，對“天安門四五運動”進行了熱情的讚頌。文章說：“當四人幫用‘宗教法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進行判決的時候，人民卻用‘實踐法庭’最終宣判了四人幫的死刑！”這篇“幻想小說”還談到，記者在法官四十二層樓辦公室的陽臺上，看到了在人民大會堂附近的“正義路”，有一個“巨型薄殼結構建築物”（也可参看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越时代的飞行》），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北京在那里建了一个同样是“巨型薄殼結構建築”的“鸟蛋”。

費聲福為嚴家祺《三個法庭》繪製的連環畫封面

要為“天安門事件”翻案是許許多多人的共同願望。1979年9月出版的《中國青年》雜誌上，也發出了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呼聲。不過，《三個法庭》中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是在中国的報紙上第一次發表的。

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很大反響。《光明日報》收到了數百封來信，讚揚這篇文章。在這篇文章發表後一個多月的11月10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華國鋒派與鄧小平、陳雲、王震等老人經過一年多有進有退的較量,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問題,包括“天安門事件”。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開幕。第二天，進行分組討論。譚震林、付崇碧、李昌、陳再道就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第三天，陳雲在小組會發言中提出了“六個歷史遺留問題”，其中就包括“天安門事件”問題。呂正操等也在小組會上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在陳雲發言後一兩天內，在葉劍英的推動下，華國鋒直接向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佈置，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

“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為閉幕的消息，其中上面一段文字從正面肯定了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決定，把北京市委擴大會議閉幕消息中的一些話摘錄出來，以《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標題，第二天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發表出來。 16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實際上公開宣佈“天安門事件”平反。

從我家到于光遠家只有步行三分鐘距離。1976年天安門事件時，我每一天都把天安門廣場的詩詞抄下來幾首，讀給于光遠聽，而且，每次都在他家取暖的蜂窩煤爐子上燒掉我抄寫的紙片。于光遠也多次來我家。1978年11月15日一天，于光遠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胡績偉、楊西光是與于光遠商量後，得到于光遠的支持後才決定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

11月17日,<人民日報>又報導了北京市公安局宣佈為388位因參加“天安門事件”被捕的人平反，稱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應給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但實際上,许多单位仍以各種藉口給很多人留了尾巴。

配合為“天安門事件”受害者平反的宣傳,上海宗福先創作的反映”四五運動”的話劇《於無聲處》在上海演出後,於11月15日開始,在北京公演,引起了巨大反響。

《人民日報》還在11月17日刊登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文教研室以童懷周為名主編的《天安門詩抄》前言《革命人民的呐喊》,並選刊了天安門詩文。

在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過程中,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关系密切的几个中青年記者、編輯為澄清事實真相,作了大量工作。11月21、22日,《人民日報》連載了由王永安等人撰寫、署名本報記者的長文《天安門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贏得了讀者巨大共鳴。

《中國青年報》則於11月21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偉大的四五運動》,文章說,“四五運動”的爆發, “是人民普遍覺悟的結果”,說明“中華民族大有希望”。

1978年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

接著,一直為平反“天安門事件”奔走呼號和積極做準備的人,把他們的勞動成果奉獻給了社會:1979年初,吴鹏、王正義、邵明瑞和我編輯的大型照片集《人民的悼念》出版了，繼之,《天安門詩抄》（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文選》、《心碑》出版了。記敍“天安門事件”的書籍《“四五運動”記實》、《偉大的“四五運動”》（陳子明、王軍濤等著）也出版了。

1977年1月，我已經寫好《“四五運動”記實》8萬字初稿。大慨是4月，我到朝陽門內大街的人民出版社要求出版（1976年6月“文革”期間，我寫的《能源》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也是這樣自己跑到出版社要求出版的）。出版社的一位負責人范用十分友好地對我說，這是“反革命事件”，你要小心，拿回去吧。1978年11月下旬，范用通知我，人民出版社要立即出版《“四五運動”記實》，因為篇幅太小，我請劉長林、李惠國、欒文華等一起，把書擴充到14萬字，於1979年4月出版，發行8萬冊。這是當時最完整記錄“天安門事件”的書。正因為《“四五運動”記實》的出版，才促使高皋開始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發行150萬册），其中詳細記述了“天安門事件”。

全國貪污腐敗、假冒偽劣的根源

今天的中國，許多混亂來源於在全國範圍內沒有正義標準，1989年6月3日和4日，北京並不存在「暴亂」。連這樣影響到「最高權力更迭」的大事，都可以閉著眼睛，不問是非，硬說發生了「暴亂」，那全國的貪污腐敗、假冒偽劣那不就成了「小事」了嗎？只有象1979年那樣為「天安門事件」翻案，恢復正義，才能在全中國確立「正義」的標準。1979年後的「改革開放」正是在「天安門事件」翻案後才得以推進的。只有有了「正義」的標準，人心順，道德行為才能廣泛傳播，社會公正才能確立起來。

我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在1979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的發言（《理論務虛會簡報1979年2月4日》）。在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後開除出了共產黨、開除了工職，從此開始了20年的流亡生活。當年，胡錦濤只為了回北京，今天，他大權在握，竟竭力阻止“天安门事件”翻案、阻止我們回到自己的祖國。

我不信，“六四大屠殺”的真相能夠永遠掩蓋！我不信，“六四受难者”要永远流血流泪!我不信，我們偉大的祖國會永遠沒有正義！

（2009-4-2，写于纽约）

原载香港《前哨》